石刻上的唐代戰爭
在大伾山太平興國寺朝陽洞北崖壁上，有几塊唐代的摩崖題記，分別是：唐建
中元年（公元780年）四月二十六洪經綸題記、唐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大伾山銘
和缺年月唐魏博軍將校勒功銘。
崖壁上釘著的“唐洪經綸題記”牌匾已經傾斜，好像要墜落的樣子，紋絲不動的
是題記。据說，這里很少人有人光顧，或許正因為少人光顧，匾是否傾斜也無所謂
了。
這些摩崖題記內容大致完整，可以通讀。前一件摩崖銘文的作者是洪經綸。据
《舊唐書· 洪經綸傳》載，洪經綸曾誤罷田悅兵，招致后來的兵變，從而被免職。
在叛亂中，他又被叛軍任命為太常少卿，平叛后被殺。
后兩件摩崖題記涉及唐朝十分重要的一次平叛戰事——平定李希烈反叛的戰爭。
李希烈在兩唐書中均有傳記，他是行伍出身，在中唐時的重要藩鎮軍隊——平盧軍
中頗有影響。李希烈先是被唐德宗拜為節度使，后又因討梁崇義之功，被封為南平
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諸軍都統、檢校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
占据淮西的李希烈后來公然反叛，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為了平定李希烈叛亂，
唐政府花費了多年時間，派出了大量軍隊，并拉攏動員藩鎮軍隊助戰。學者指出，
唐代中后期，中央財政主要依仗江南漕運，而李希烈把持亳州，威脅漕運，使得唐
政府不得不全力消滅之。
對于后兩件摩崖題記歌頌的對象，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是劉洽，但也
有學者認為該銘應為歌頌符璘而作。后者認為，銘文中有“委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
監御史中丞符公總之”，說明歌頌的是符璘。
但王昶在《金石萃編》跋語里認為大伾山銘中歌頌的對象宋亳節度使劉洽無大
功可言。他說：“破希烈功，李晟為最著。劉洽率兵盤桓日久，僅止拒守。扶溝間有
俘獲，大都曲環之績為多，至希烈之誅，假手牙將陳仙奇，并非兵力所致。則洽亦
無大功可錄。宜乎史不為立傳，而李沛乃勒功大伾，比于銅柱、燕然，幕官喜諛若
此，可嘆也。”這些看法似可商榷。据《舊唐書· 劉玄佐傳》記載，劉玄佐（即劉洽）
率其部与李希烈直接對峙，多有戰胜。如“希烈圍宁陵，洽大將劉昌堅守不下，希烈
攻陳州，洽遣劉昌与諸軍救之，大敗賊党，獲其將翟崇輝。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
汴”。
可見劉洽所部在平息李希烈的戰爭中還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雖然直接交戰取胜
者均為劉洽麾下大將，但是將部下戰功歸于一軍統帥，是千古慣例。
石刻中還有一些記載与正史不盡相同，如劉洽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十一月
破李希烈、符璘為田悅所派出等事件在正史中找不到根据。
根据新舊《唐書》中的有關記載，符璘在貞元年間就已經脫离魏博軍田悅控制
而歸附馬燧的中央軍隊。《新唐書· 符令奇傳》載：“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
奇密語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后世矣。’……初，悅与李納會濮
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以三百騎護送。与父嚙臂別，乃
以眾降燧。”又“李怀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与西師合。從燧入朝，
為輔國大將軍。賜請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居環衛十三年”。可見他后來一
直是中央的軍隊將領。關于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新唐書· 李納傳》載：“正已死
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為燧所破略盡，
收洹水。”《新唐書· 代宗紀》載：“建中二年八月……辛卯，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已
卒。”又《新唐書· 德宗紀》載：“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為太尉，怀光反。”可
見符璘歸馬燧是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后、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前的事。但
大伾山銘中稱：“在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光選百金之士，
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符公總之。洎貞元元年
春一月，畢會于大梁。”按這种說法，貞元元年（公元785年）時符璘仍在魏博軍中。
這与正史記載出入頗大。如碑銘可信，則新舊《唐書》中關于符璘歸附的時間及有
關事件均需改正。這就給這些正史記載提出了一個需要進一步證實的問題。
站在摩崖題記面前，我的思緒飛向那千年前的古戰場，仿佛看到那翻飛的戰旗
和奔馳的馬隊。
石刻上的古代名倉
大伾山銘中記載：“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賞爵，勞以還師。肴酒淮海，金帛
山丘。既醉而凱歌者，動以万計。享畢。改乘轅北之。信宿而濟洪河，屯大伾。洗
兵刷馬，示以無事。”說明符璘的軍隊在戰后從大梁（唐汴州）北返，渡河屯駐在大
伾山。那么，為什么要在大伾山附近屯兵休整，并在此刻石記功？
史學家推測，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為了靠近黎陽倉，以便得到糧食。《浚縣志·
卷十· 水利》記載：“黎陽倉在大名府浚縣東二里大伾山北麓，乃隋文帝所置。隋亂，
李密襲倉以賑兵民。唐宋皆复其制，漕河北糧儲以餉京師。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
廢。”黎陽倉在當時的漕糧轉運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這里儲存的大量糧食，曾
經是瓦崗軍首領李密起義并占据中原稱王的重要基礎之一。《括地志》記載：“黎陽
城西南有故倉城，相傳為袁紹聚粟之所，亦即隋開皇中置倉處也。”《資治通鑒· 卷
二八四· 后晉紀五》記載：開運二年春正月，“張從恩等議曰：以相州糧少，不若引
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一直到五代時，這里都是重要糧倉的所
在。
在上世紀，專家已經對唐代的官方糧倉進行過科學的發掘，如在洛陽發掘的含
嘉倉城。在含嘉倉城發現了大量記載倉儲情況的銘文磚。從這些銘文磚的記載中可
以看出，含嘉倉所存糧食多由江淮等地區運來。這正說明了漕運的重要性，同時也
證明黎陽倉等各地轉運倉應該相對應地具有較大規模。古代作戰，糧草往往是取胜
的根本。黎陽倉的存在，使得浚縣成為軍隊的必爭之地。所以符璘的軍隊戰后駐軍
于大伾山附近，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專家建議，對大伾山附近的隋唐五代黎陽倉遺址進行調查勘探，并予以發掘，
可能會對歷代官倉的研究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黎陽
（即今浚縣）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對有關文物古跡作出更合理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