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30, 2009

石刻上的唐代戰爭

在大伾山太平興國寺朝陽洞北崖壁上,有几塊唐代的摩崖題記,分別是:唐建
中元年(公元780年)四月二十六洪經綸題記、唐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大伾山銘
和缺年月唐魏博軍將校勒功銘。

崖壁上釘著的“唐洪經綸題記”牌匾已經傾斜,好像要墜落的樣子,紋絲不動的
是題記。据說,這里很少人有人光顧,或許正因為少人光顧,匾是否傾斜也無所謂
了。

這些摩崖題記內容大致完整,可以通讀。前一件摩崖銘文的作者是洪經綸。据
《舊唐書· 洪經綸傳》載,洪經綸曾誤罷田悅兵,招致后來的兵變,從而被免職。
在叛亂中,他又被叛軍任命為太常少卿,平叛后被殺。

后兩件摩崖題記涉及唐朝十分重要的一次平叛戰事——平定李希烈反叛的戰爭。
李希烈在兩唐書中均有傳記,他是行伍出身,在中唐時的重要藩鎮軍隊——平盧軍
中頗有影響。李希烈先是被唐德宗拜為節度使,后又因討梁崇義之功,被封為南平
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諸軍都統、檢校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
占据淮西的李希烈后來公然反叛,自稱建興王、天下都元帥。為了平定李希烈叛亂,
唐政府花費了多年時間,派出了大量軍隊,并拉攏動員藩鎮軍隊助戰。學者指出,
唐代中后期,中央財政主要依仗江南漕運,而李希烈把持亳州,威脅漕運,使得唐
政府不得不全力消滅之。

對于后兩件摩崖題記歌頌的對象,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是劉洽,但也
有學者認為該銘應為歌頌符璘而作。后者認為,銘文中有“委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
監御史中丞符公總之”,說明歌頌的是符璘。

但王昶在《金石萃編》跋語里認為大伾山銘中歌頌的對象宋亳節度使劉洽無大
功可言。他說:“破希烈功,李晟為最著。劉洽率兵盤桓日久,僅止拒守。扶溝間有
俘獲,大都曲環之績為多,至希烈之誅,假手牙將陳仙奇,并非兵力所致。則洽亦
無大功可錄。宜乎史不為立傳,而李沛乃勒功大伾,比于銅柱、燕然,幕官喜諛若
此,可嘆也。”這些看法似可商榷。据《舊唐書· 劉玄佐傳》記載,劉玄佐(即劉洽)
率其部与李希烈直接對峙,多有戰胜。如“希烈圍宁陵,洽大將劉昌堅守不下,希烈
攻陳州,洽遣劉昌与諸軍救之,大敗賊党,獲其將翟崇輝。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
汴”。

可見劉洽所部在平息李希烈的戰爭中還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雖然直接交戰取胜
者均為劉洽麾下大將,但是將部下戰功歸于一軍統帥,是千古慣例。

石刻中還有一些記載与正史不盡相同,如劉洽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十一月
破李希烈、符璘為田悅所派出等事件在正史中找不到根据。

根据新舊《唐書》中的有關記載,符璘在貞元年間就已經脫离魏博軍田悅控制
而歸附馬燧的中央軍隊。《新唐書· 符令奇傳》載:“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
奇密語曰:‘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后世矣。’……初,悅与李納會濮
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以三百騎護送。与父嚙臂別,乃
以眾降燧。”又“李怀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与西師合。從燧入朝,
為輔國大將軍。賜請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居環衛十三年”。可見他后來一
直是中央的軍隊將領。關于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新唐書· 李納傳》載:“正已死
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為燧所破略盡,
收洹水。”《新唐書· 代宗紀》載:“建中二年八月……辛卯,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已
卒。”又《新唐書· 德宗紀》載:“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為太尉,怀光反。”可
見符璘歸馬燧是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后、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前的事。但
大伾山銘中稱:“在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光選百金之士,
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符公總之。洎貞元元年
春一月,畢會于大梁。”按這种說法,貞元元年(公元785年)時符璘仍在魏博軍中。
這与正史記載出入頗大。如碑銘可信,則新舊《唐書》中關于符璘歸附的時間及有
關事件均需改正。這就給這些正史記載提出了一個需要進一步證實的問題。

站在摩崖題記面前,我的思緒飛向那千年前的古戰場,仿佛看到那翻飛的戰旗
和奔馳的馬隊。


石刻上的古代名倉


大伾山銘中記載:“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賞爵,勞以還師。肴酒淮海,金帛
山丘。既醉而凱歌者,動以万計。享畢。改乘轅北之。信宿而濟洪河,屯大伾。洗
兵刷馬,示以無事。”說明符璘的軍隊在戰后從大梁(唐汴州)北返,渡河屯駐在大
伾山。那么,為什么要在大伾山附近屯兵休整,并在此刻石記功?

史學家推測,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為了靠近黎陽倉,以便得到糧食。《浚縣志·
卷十· 水利》記載:“黎陽倉在大名府浚縣東二里大伾山北麓,乃隋文帝所置。隋亂,
李密襲倉以賑兵民。唐宋皆复其制,漕河北糧儲以餉京師。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
廢。”黎陽倉在當時的漕糧轉運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這里儲存的大量糧食,曾
經是瓦崗軍首領李密起義并占据中原稱王的重要基礎之一。《括地志》記載:“黎陽
城西南有故倉城,相傳為袁紹聚粟之所,亦即隋開皇中置倉處也。”《資治通鑒· 卷
二八四· 后晉紀五》記載:開運二年春正月,“張從恩等議曰:以相州糧少,不若引
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一直到五代時,這里都是重要糧倉的所
在。

在上世紀,專家已經對唐代的官方糧倉進行過科學的發掘,如在洛陽發掘的含
嘉倉城。在含嘉倉城發現了大量記載倉儲情況的銘文磚。從這些銘文磚的記載中可
以看出,含嘉倉所存糧食多由江淮等地區運來。這正說明了漕運的重要性,同時也
證明黎陽倉等各地轉運倉應該相對應地具有較大規模。古代作戰,糧草往往是取胜
的根本。黎陽倉的存在,使得浚縣成為軍隊的必爭之地。所以符璘的軍隊戰后駐軍
于大伾山附近,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專家建議,對大伾山附近的隋唐五代黎陽倉遺址進行調查勘探,并予以發掘,
可能會對歷代官倉的研究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也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黎陽
(即今浚縣)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對有關文物古跡作出更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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